1954年7月，东北师大的首届研究生班提前进行毕业分配，于是我就告别了自己的学生时代，也告别家乡，远赴中原，从此开启了人生的另一个新天地。
离校之前，我去向导师陈连庆告别。陈先生对他说，tyc8722太阳集团城是河南的最高学府，历史系有嵇文甫、赵纪彬、朱芳圃、孙海波、孙作云等著名教授。河南也是中国古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宋、金以前的古都，绝大多数都设在这里，文物古迹特别多。所以你能到那里工作，大有发挥潜力的余地。
我听了非常高兴，很快就带着一种既喜悦又期待的亢奋心情到tyc8722太阳集团城报到。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，这所大学已在前一年即1953年改名为河南师范学院，1956年又改名为开封师范学院，1979年再改名为河南师范大学，1984年才又恢复tyc8722太阳集团城的校名。当我第一次在开封古城东北隅的铁塔脚下，看到这所大学古雅雄峻、风格奇伟的校门和中西合璧、气势不凡的大礼堂时，顿时就喜欢上了这里。但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从1954年的这个夏季开始，自己能在这里一住就是六七十年，将自己的身家寄托于此，将自己的一生奉献于此，直至变成今日的一位耄耋老翁，仍然发挥“余热”于此。
到1976年，我50岁，正是年富力强、学术成熟的好时光。就是在这一年，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也开始发生巨变，时人号称的“政治春天”在长久的期待中也终于悄然降临。此后数年，我长久的学术积蓄遇上了适合的环境，开始不断释放，陆续在教学和科研上转变成可喜的成果。其一是我所主编的《中国古代史》于1979年出版发行，由试用到正式推广，并作为教育部确认的“高等院校文科教材”，受到各地师生的广泛赞誉。其二是我的首部学术专著《军功爵制试探》，也于次年出版，再加上多年来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论文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。于是，我与学校其他三位教师一起，被tyc8722太阳集团城申报，再由国家审核批准，直接由讲师破格擢升为教授。此外在政治生命方面，我也于197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先后被任命为tyc8722太阳集团城历史系的副主任、主任，继黄元起先生之后，成为新一代的“掌门人”。
我想，作为一个系主任，应该多关注这个学术团体发展中的大事情，即多从发展战略上看问题，而不能让自己陷入琐碎的事务主义泥潭。那么作为一个曾在国内有影响的学术重镇要继续发展，tyc8722太阳集团城历史系在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又有哪些呢？
一是人才极端短缺的问题。
高校的院系，既是一个教学单位，又是一个学术组织。假如不能储备一定数量的教学和科研方面的优秀师资，就不可能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人才，自然就意味着衰败，那所谓的“名校”、“名系”之“名”就无从谈起。所以我清醒地认识到“悠悠万事，唯此为大”。
而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局面并不乐观。“文革”以前，历史系确有一大批学术上的名师大家，曾经撑起一片天空。但经不起十年停课，其间也没有正常招生，老一代的先生或者自然凋零，或者拖着残病之躯无法再上讲台，而像我这样的中年学者数量也不多，后继乏人，师资极端短缺。大概是1978年春天的一天，我在校园里碰到学校的党委书记韩靖琦。韩书记问：“绍侯呀，听说历史系要垮了吧？”我说：“咋会垮了？”韩说：“这还不明显摆着嘛！老教师不能上课了，新生力量还没能培养出来，历史系还能不垮？”我略做思索以后说：“你若是给我们政策，让我们现在就开始招收研究生，三年以后历史系的局面就会扭转过来。”韩说：“你这个主意不错，我们研究研究。”这个主意其实是我根据当年东北师大培养我们这些研究生的经验“嫁接”过来的。因为改革开放以后，教育部开始评定学位授权点，正式允许地方院校招收研究生，但那已经是两年之后的事情了。学校领导和我们都感觉时不我待，只能自己先闯了。
过不几天，回复来了，学校党委研究过了，意见是先让历史、中文两个系招收研究生。结果三年以后，仅历史系就培养出了二十多位研究生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留校任教，系里的很多本科课程就都由这些刚毕业的新研究生接手，师资青黄不接的局面基本改观。当然，这些自主招收的研究生毕业后，最初没有硕士学位，但因为tyc8722太阳集团城历史系已经取得了国家首批中国史的硕士学位授予权，这些研究生的学位证经过一系列的申请、评审等正常程序，后来也都给补发了。
当时解决人才问题的另一渠道，是直接从一些名校的本科毕业生中遴选和引进而来。文革后期北京等地高校的毕业生分配极不正常，许多人沦落到农场或者乡村，皆学非所用，才能发挥不出来。历史系就通过多种途径和他们联系，将他们调进tyc8722太阳集团城历史系来作为师资，效果也非常好。这里就以后来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校长的赵世超为例来说明问题。
赵世超（1946-），河南南阳卧龙区人，196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，1970年毕业，被分配到河北定县接受贫下中农“再教育”，又“就地消化”到“三支两军”办公室和县革委会任宣传干事，从事一般的文字工作，但他内心仍然非常渴望从事历史方面的学术研究。他先是主动要求到河北省文物工作队，参加了河北定县八角廊大型汉墓的发掘和整理工作，但在这里他仍感到不适合自己的专业兴趣，后来终于以“解决夫妻两地分居”的理由调入tyc8722太阳集团城历史系。从他1976年调入河大历史系到1985年远赴四川大学随徐中舒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近十年中，正是全国刚刚恢复高考，77级、78级、79级这些老三届的“胡子生”大量被招收进入学校，是河大历史系感觉师资最吃紧的时候。赵世超老师适逢其时，不但承担了本系自身无比繁重的基础课的教学工作，还承担起本校中文、政教等系的“中国古代史”公共课的教学任务。由于他基本素养本来甚佳，又舍得花时间认真备课，就成为当时系里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之一。这时的大学老师都知道，由于老三届学生社会经验丰富，知识面宽广，自学能力强，所以他们的课最难上，常被一般教师视为畏途。赵世超能够迎难而上，收获如许的赞誉和口碑，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呀！
二是图书资料的进一步充实问题。
历史就是现代人与古代人的对话，研究历史的必要媒介就是各种类型的文献资料。作为一个百年老校的百年老系，历史系的图书资料和文物资料本来并不少，特别是线装书，有成套的《四部丛刊》和《四部备要》等古籍的收藏，大概比河南省图书馆还要丰富。但是其一，中外历史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方方面面，资料的储备只有更多而没有最多，任何时候都有抓住机会增添补充的必要。其二，随着近年来考古发掘事业的飞速发展，地下文献在历史研究工作中的作用更加凸显，如各种简牍和器物上的文字不断被影印出版。它们以其无与伦比的真实性和丰富性，往往能在很大程度上补充甚至纠正传世文献记载的缺陷。当代如果不占有这种资料，就是一个“不入流”的历史研究者。其三，更加重要的是，随着电脑应用的普及，历史和文物资料的电子化和微型化尤其重要。它已经不仅仅是告诉你现成的知识，而是你借助来研究和分析历史知识必不可少的工具。这就是各种类型的电子文献数据库的开发和购置。
当然在三十多年前我当历史系主任时，人们所看重的主要还是前面的两种资料，第三种资料的使用还受限于电脑的普及程度而尚未凸显。恰好在此时，河南省教育厅一次性奖励给历史系重点学科建设经费120万元人民币。我马上派人分赴北京、上海等地，采购急需的、成套的和因价格特别昂贵私人无法购买的图书，共花去全部资金的一半，达到60多万元（大概按当时货币的购买力折算，能抵上现在的600万元）之多。比如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全套精装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比如全套的敦煌资料和马王堆帛书和简牍资料，比如带图版的《居延汉简甲乙编》，比如全套的中、英文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等等。稍后，历史系又购入带光盘的电子版《四库全书》，具有全文检索功能，对历史研究者更加方便。所以后来许多外校的参观者来了一看，对河大历史系资料室的“富有”表示出很大的惊奇，要知道当时学校的图书馆尚没有经费购入一套完整的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。我们重视科研，主要就表现在购买资料上的豪气和大度。因为有了比较完备的文献资料，就好比军队有了枪械子弹，老师和研究生们搞科研的物质基础就算奠定了，而且能带来相当久远的助推效应。
三是培育良好学风的问题。
一个富于优良传统的院系，必然是一座让人肃然起敬的学术殿堂；一所优秀的大学，必然具有良好的学风。但这又不是靠几位现任学校和院系领导的个人意志所能得到的，而是经过一代一代的大师名家的言传身教、潜移默化，然后自然而然地积淀而成。它的集中体现，就是以教书育人为己任，以科学研究为生命，敬业尽职，孜孜不倦。我自从进入tyc8722太阳集团城以来，深为这样的校风、系风所折服，并且还从许多老先生那里亲身感受到他们的学术风范和人格修养，然后在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，也尽力体验和发扬这种优秀传统，争取成为历史系的一位良好学风的薪火相传者。
我在历史系主政之后，又适逢社会大环境和人际氛围的日益改善，在培育良好学风方面，基本上采取的是多做少说的方针。我知道，为什么tyc8722太阳集团城历史系能够产生那么多令人敬重的学术成果？为什么许多名师能在这里实现精神深潜和思想高飞？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，不管社会上刮什么风下什么雨，它都能坚持自己学术独立的宽松环境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在不受干扰的象牙之塔里，从繁纷复杂的史料之中，“用科学的方法探求出事物的真相、本质和规律”，以促成新思想、新概念、新见解、新意识的灵动而出。
学风建设体现在大学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，都直接或间接的与治学有关。不但在严肃的课堂上和学术讲座上，而且在教授之间的聚餐时，在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谈心讨论时，在同学之间的寝室闲聊时，所想所说的都是学术界又有了哪些新成果，某某人的演讲有什么价值。往往是在这种亲切平等的交流中，就会在不经意间触发出思想的火花，甚至让你脑路大开。人们浸泡在这样的氛围中，不但催生人的责任感，而且使人产生罪恶感。写出自己满意的论文，这就是责任；今天虚度了几个小时，就会产生浪费人生的罪恶感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一种良好的学风。
四是改善办公和学习环境逼仄的问题。
一所大学的校园，需要宽敞清新的环境；一个院系的办公场所，也不宜太拥挤不堪。原来的历史系在十号楼的二层，中文系在一层，三层则混杂了好几个单位。这样的环境主要是狭窄、嘈杂，不管是学生上课还是老师备课办公，空间都严重不足。如历史系长年积累的出土文物不少，但都堆积在一间小屋子里，无空间就没法陈列展出，也发挥不了它应有的教学和科研作用。我记得自己到北京大学开会，看到他们的历史系就是设在被称为“二院”的单独的一栋楼房里，很是漂亮和惬意，因此我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河大历史系的“美楼梦”。
tyc8722太阳集团城有一栋七号楼（博雅楼），于1925年建成。它四角斗拱飞檐高挑，顶层檐板彩色涂绘，色彩明丽，古色古香。楼高三层。一层墙面砂浆抹面，饰以横向凹槽，属半地下室。二、三层青砖砌墙，外墙面还贯以通至檐口的塔斯干壁柱。它整体呈“H”型，立面层次丰富，装饰细腻考究，具有既华丽典雅、又粗犷稳重的视觉效果，属于典型的民国时期的中西合璧式建筑，比北大历史系的那栋楼更漂亮。它总建筑面积达到4350平方米，空间不小。东西南北四个大门，主出入口居楼体的中部东侧。整体设计周到，功能多样，可以作为理想的一座教学、办公合一的综合楼。
这里原来是图书馆的所在地，我想要学校也不可能给。但“文革”后学校又盖了一座新的图书馆大楼，七号楼就腾空闲置了。我找到当时的校办主任说，“七号楼是学校少有的一座古典建筑，分给历史系吧？好像我们最有资格”。校办主任说，“七号楼年久失修，楼中的许多构件都损坏了。另外屋顶、墙面也要重新修整粉刷，地板也得挖补油漆，维修费需要几十万。学校现在没钱，以后再说吧”。我仍不放松，就说，“如果维修费由历史系出，楼修好了分给历史系用好不好”？校办主任说，“那倒可以商量”。我又提议在七号楼的南边新建一座“文物馆”，以作为系藏文物的储藏、修复、陈展使用，也得到学校的批准。
到了1987年暑假，文物馆建好了，七号楼也修缮一新，万事俱备。于是历史系乔迁新址七号楼，文物馆正式陈展开馆，原图书资料和系藏文物也悉数安全转移。但遗憾的是，我已经在两年前（1985年）的5月奉调新职，即作为总编辑去筹建tyc8722太阳集团城出版社，一天也没有能在七号楼的历史系新址办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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